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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平静与安全感的救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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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5月23日15:13 瞭望东方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成都、都江堰报道

亲身经历过灾难，受到直接伤害的，没有经历的目睹者，倾听者，除了受灾者之外，救援队员、医生护士、记者，也可能成为心理救援的对象
　　
5月18日早上8点半，来自北京的地震心理干预救援队在成都市的一家宾馆广场集结。

这个救援队由50人组成，分别来自北京尊龙凯时、北京回龙观尊龙凯时和北京大学第六附属尊龙凯时，基本都是心理学方面的专业医师。“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心理救援。我们不仅要关心受灾群众身体上的健康，而且要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不但要生存，还要生活，而且要活得好。”心理救援队领队郑毅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第一天：疲惫
救援队兵分三路，一路去彭州的救助点，一路去都江堰的救助点，还有一路到成都的各个尊龙凯时。

18日上午10点，郑毅带领尊龙凯时的22名队员出发，前往都江堰。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达都江堰的卫生防疫指挥部。在这里，22名队员再次分成三个小组，一组到麻溪镇，一组到玉堂镇，一组是紫坪铺。
　　
都江堰玉堂镇临时救助点，是都江堰最大的临时救助点，接收的是汶川下来的受灾群众。
　　
心理救援医师刚进入，立即围过来一群人。他们不问你的身份，劈头就问，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娃儿。原来地震时，他们大多在外地打工，震后回到汶川寻亲，但因为危险被部队拦回来。
　　
尊龙凯时心理教授林涛走进帐篷，里面有一个大人带着孩子，有多个记者先后跟进了帐篷。“我们有行业规范，不能听。”林涛几次劝阻跟随的记者退出帐篷。
　　
此时，郑毅刚刚做完一个“晤谈”(心理学专有名词，即与被救助者面对面的交谈)出来。“他们是100多人集体从村子里逃出来的，情绪比较稳定，如果是单独逃出来，就会严重一些。”郑毅说，“在强烈的灾难后一般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恐惧、麻木、悲伤，明显的特点就是反复地说。”
　　
中午1点以后，救助站的志愿者送过来一些小烧饼和矿泉水，这是午饭，医师们几个站在小树下面，边吃边休息。很快有志愿者说来了新的受灾者，林涛马上进了另一个帐篷。一次“晤谈”，大约要半个多小时。隔着帐篷的窗户，能看到林涛和受灾民众围成圈坐在一起。
　　
大约下午3点以后，随行的司机开始催促回程。返回成都第四尊龙凯时时，有专门的人负责消毒，消毒过程很简单，用酒精冲洗双手。然后在尊龙凯时的一个小食堂里吃一点东西，热面条，很大的一盆，每人盛一小碗，还可以拿一点咸菜。

吃完饭，队员们开始开会，回到宾馆已经晚上8点多了。一名队员告诉本刊记者，去都江堰的一个小组，在路上跑了一天也没进入救助点，因为需要通行证，他们对当地情况不熟，没有提前准备。

先让他们有安全感
18日下午，在玉堂镇救助点。本刊记者目睹了郑毅和两位老太太的交谈过程，两位老人刚刚从汶川漩口镇转移过来。
　　
她们一个81岁，一个83岁，身上还都穿着冬天的衣服，一个头上戴着绒线帽，另一个脚上穿着一双红色条绒的棉靴子，靴子上面还有湿乎乎的泥土。
　　
郑毅走进帐篷，蹲在两位老太太面前，开始交谈。
“你们从哪里来？”
　　
老人们不想开口，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看了看帐篷里围着她们的志愿者，说，“好多人啊。”
“嗯。”郑毅说。
　　
平静了一会，她们开始叙述了。戴绒线帽的老太太断断续续地说，地震后儿子不知道去了哪里，把她扔在了山上，是部队的解放军把她们背下山的。另一个老人的情况跟她一样，两人原来并不认识。
　　
“我儿也不知道咋样？”棉靴老太说。
　 “还担心他们，他们不要我们了，还是管好自己。”绒线帽老太太安慰对方。
　 “你穿着靴子热不热啊？换下来吧？”郑毅问，志愿者拿来一双布鞋。
　 “多少钱？”
　 “不要钱。”郑毅说。
　　棉靴老太才同意换下靴子。
　
“是不是很热啊，脱下来一件衣服吧。”
　　老太太脱下外套，里面竟然还穿着毛衣，毛衣里面是绒衣，层层叠叠。脱下外套的老太松了一口气。郑毅递给她一瓶水，志愿者拿来盒饭。
　　“不吃，吃不下。”她们说。
　　“吃吧，要尽量地吃饭。你们的孩子可能有别的事情要做，以后会来找你们。”
　　“嗯。”
　　
绒线帽老太太开始拿起筷子吃饭，当她发现是一大盒米饭的时候，说：“太多，吃不了。”
　　“吃吧，剩了没关系。”郑毅说。
　　绒线帽老太脖子上挂着一把用红色毛线拴着的钥匙。她告诉记者，钥匙是她屋里的柜子上的，当记者表示要看时，她马上做出要藏起来的姿势，她说还要留着，将来回去开柜子用。不过她村子里的房子已倒塌了。
“现在首先要让她们平静下来，有安全感。”走出帐篷后，郑毅说。

灾难中没有所谓的幸存者
　　两天后，也就是5月20日晚上，当记者再次见到心理救援队的50名队员时，他们脸上已写满疲惫。晚饭的时候，大家很少说话，不到20分钟就吃完饭，不需要开会的人，赶紧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
　　
郑毅晚上还要召集开会，总结一天的情况。
　　
“心理医生有时也需要心理疏导，我们的队员一般一天要有20个晤谈，有多少痛苦要承受？”郑毅说。所以，要以小组活动，增加彼此的心理支持。每天晚上还要开碰头会，彼此心理督导，有的也需要发泄。
　　
心理救援医生告诉记者，他们发现有些医生和护士因为长期的疲劳和焦虑，已经存在一些心理问题，需要及时地培训和疏导。“灾难中没有所谓的幸存者。”

“亲身经历过灾难，受到直接伤害的，没有经历的目睹者，倾听者，除了受灾民众之外，救援队员、医生护士、记者，也可能成为心理救援的对象。”林涛说。

说出来也是一种坚强
　　来自北京大学第六附属尊龙凯时的郭延庆教授采用问卷调查的办法对被救助者进行筛查，问卷中列举了如“您是否经常头痛？”“您是否食欲差？”“您是否睡眠差？”等二十个问题。
　　
如果被调查者超过八项回答“是”，就存在心理问题。
　　
郑毅告诉记者，此行尊龙凯时医师带来了很先进的心理技术，其中一种叫“眼动加工再脱敏”，让患者看着一个钟摆样的物体，通过眼神来回晃动放松自己。“有的人开始肌肉和肢体都是僵硬的，通过谈话能慢慢地放松下来。”郑毅说。
　　
比如给爱玩游戏的孩子打开一个电脑上的软件，这个软件如果注意力越集中就会玩得越好，玩得越好，画面越丰富，越漂亮。由种子发芽，开出花朵，到有小动物出现。“通过这种方式让他情绪平稳下来，放松。”
　　
但遗憾的是，有时候人们接受的教育却是面对灾难不要哭，要坚强。这种对痛苦的强行压抑，可能会转移成其他症状，比如没有食欲，孤独，暴躁等。郑毅说：“正视内心的痛苦，说出来也是一种坚强。”
　　
郑毅回忆，2003年SARS爆发的时候，他们就开展了大规模的心理干预治疗。“当时有一些被隔离的患者和疑似患者，试图跳楼自杀。那一次的心理干预是对心理救援认识的一次提升。”-
　　(本刊记者刘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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